在长期的观察和实践中,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已经能够将抽象的时间转换成具体的重复出现的时间段与时间点。适应着现实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产生了对时间的强烈依赖。在这种从时意识的支配下,人们创造了具有特定社会文化意蕴的时间规范。对于生活中这种普遍的时间现象,当时的人们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思考,反映着特定的时间思维认识。
一、自然时序背景下的从时意识:春秋战国时期时间意识的主要表达
在以往时间意识发展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时间意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时间的可知性大大增强,并得到了切实的应用。无论在农业生产、朝代替运、政治纪事,还是在军事战争、日常生活等方面,都有较为明确的时间表达方式。在众多的时间表达中,自然时序背景下的从时意识是一种最明显的时间意识。
应该看到,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催生了中国特有的时间观念,其表述方式就是“岁时”。“岁时”是一种时间组合的概念系统,岁指一年的时间周期,时指一岁之中的时令季节,如春夏秋冬四季组成的年度时间,就是一个明显的时间表述段落。岁时是三代时期人们对时间的感受以及对时间进行切分操作的人文符记,它是依据自然变化的规律提炼出来的时间系统,其特点就是强调人对自然节律的适应,人们的生产生活应“顺时而动”。
春秋战国以前的社会是农耕社会,这样的社会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农业对自然时序强烈的依赖性,以及农业社会居民对物候、天象进行观测的高度自觉性,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
因此,秉承着这样的社会传统,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从时意识是非常明显的。如春秋时人们在观测各种天象以及日月和星象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二十八宿”星象坐标系统,在历法上取得了“以四分历”为代表的阴阳合历的重大进步。
至战国时期,在此基础上人们创立了指导农事的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产生后,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气象服务,成了农事活动的指南。从有关记载来看,这样的从时意识还有很多的应用场合。如《孟子》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梁惠王》)、“虽有镃基[锄头],不如待时[农时]”(《公孙丑》),《论语》的“使民以时”(役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间)(《学而》),《国语》的“不夺民时”(《周语中》)、“民不废时务”(《楚语上》)、“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越语下》),《左传》的“余一人无日忘之(天降祸于周),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惧以待时”(昭公三十二年)、“(晋悼公)时用民,欲无犯时”(成公十八年)。
除了这些农业的从时意识以外,还有以农事从时意识为本而发散出来的其他范围的从时意识,如“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昭公七年)、“南师不时”(襄公十八年)、“邾悼公来朝,时事也”(襄公二十八年)、“天为刚德,犹不干时”(文公五年)、“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文公二年)、“新作延厩。书,不时也”(庄公二十九年)、“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僖公二十年)、“冬,城防,书事,时也”(襄公十三年)、“死之短长,时也”(文公十三年)。
再如山林河泽矿产资源和有关资源的开发与收藏也是循着“以时入之”即按时节进行的,等等,其涉及的范围包括政治、军事、外交、宗教、工程和日常生活以及资源开发等,足以表明当时的从时意识是非常普及的。
二、时间规范:春秋战国时期时间意识的社会文化意蕴
在人们长期不懈地认识大自然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物候天时的周期变化,在生存能力极其有限的条件下,人事与自然时节的合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头等大事,故“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古代社会的首要政务,就是对天时的观测。随着对天时观测的深入,出现了专门负责天文观测的专业人士。这就是早期管理时间的群体,如“敬授民时”的官员羲氏与和氏,“为鸟师而鸟名”的历法官员玄鸟氏(掌春分、秋分)、伯赵氏(掌夏至、冬至)、青鸟氏(掌立春、立夏)、丹鸟氏(掌立秋、立冬),“正节气,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的神农氏等,这些都是厘定时间有功的传说人物。
到春秋战国时期,时间的规范化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从管理上来看,人们对以前的时间修订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创新。如安排专人“考时月”与“定日”(《礼记•王制》),如“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左传》文公元年),这种“正时”工作显然是有所推进的。
当时各诸侯国都有专司天文观测的天象观测家(或称占星家),如春秋时期鲁国的梓慎和申须,战国时期齐国的甘德,楚国的唐昧,赵国的尹皋,魏国的石申等人,他们对岁时的精确划分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与管理相关的还有颁朔与告朔之制以及遵循月令之俗。农历的每月首日,月亮运行到地球与太阳之间,地面上见不到月光,这种现象称为朔,当天称为“朔日”,周王朝便在每年的十二月间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这称为颁朔。告朔指每月的朔日,诸侯所行告朔之礼。颁朔与告朔礼俗直到春秋时期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它起到了统一历法的作用。
遵循月令之俗由来已久,早在西周初期就有了月令的一些概念。如《诗经•七月》以夏历和周历为序,写出了一年之中每月的物候和农事劳作情况,是最早的依月行事方式。月令以春夏秋冬为序,每季又以孟、仲、季排出先后,其内容主要包括每个月的天象特征、物候、天子在当月的居处与服饰、农事和禁忌、不行当月节令之后果等。
春秋战国时期保存这些内容最为集中的要数《礼记•月令》篇。典型的例子如《国语•周语》中篇记载,春秋时期,陈国不遵守月令,“泽不陂,川不梁”,不合乎“九月除道”的古老月令要求,周王朝的大臣就批评陈国。周代的月令往往与不误农时以及保护生态环境有关,据云梦秦简记载,直到战国末年,秦国的法律里还有在春天不准砍伐山林等的规定。
在日夜的时刻划分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比以前更为规范。商周人们以“旦”为白天的开始,每天的清晨分为“旦”和“大食”,正午时段称为“中日”或“日中”,正午过后直到“小食”(晚餐)的这段时间,商代有“日衰”、“日大衰”、“昃日”、“郭兮”等时间的分段。这种分时观察很细致,但是并不完全精确,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有了很大的进步。
春秋时期采用十时制,昼夜各分为五个时段,这种时段的划分不等长,因为一年四季中昼夜的长短并不相同。战国时期,每日的记时,正由十二时制变为十六时制(见于云梦睡虎地秦简)。到战国末年流行十六时制,次序为平旦、晨、日出、夙食、日中、日西中、日西下、日来入、日入、昏、暮食、夜暮、夜未中、夜中、夜过中、鸡鸣(见于甘肃天水县放马滩秦墓出土秦简《日书》)。
从昼夜的区分点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仍然以“晨”作为日界的标志,其唤醒的方式依然是沿用了千百年来最直观的“雄鸡初鸣”。如《尚书•牧誓》载周武王引古人之言指责商王纣说“牝鸡无晨”,唐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云:“晨,谓晨时鸣也”,《诗•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予兴视夜,明星有灿”,《逸周书•周祝》云“鸡鸣而为人时”。
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如此,如《左传》成公十六年云“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陈”,宣公二年“晨往,寝门辟矣”,《左传》僖公五年孔颖达正义谓《说文》“晨”是“谓夜将旦,鸡鸣时也”。战国时期的例子,如《史记•孟尝君列传》云:“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为鸡鸣,而鸡尽鸣,遂发传出”,秦简《日书》中的“鸡鸣丑”为十二时之首,可知秦仍是以鸡鸣为日界。春秋战国时人不仅以鸡鸣作为一日之始的时间标志,而且设有专职官吏负责报时。
《周礼•春官•鸡人》说“鸡人”的职责是“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凡国之大宾客、会同、军旅、丧纪,亦如之。凡国事为期,则告之时。”郑注云:“夜,夜漏未尽,鸡鸣时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兴”,《左传》宣公十二年中便有鸡人呼旦报时的例子:“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左则受之,日入而说”,可知鸡人便是当时负责管理雄鸡并听鸡鸣以报时而呼百官早起的官吏。
除了以鸡鸣报时之外,当时人们还通过击柝的方式来告夜时,如“修闾氏”与“夜庐氏”的职责中即有夜晚击柝告时的记载。又如《周礼•天官•宫正》说“宫正”的职责是“夕击柝而比之”,贾疏云“谓直宿即坐持更之人,则夜行者击柝校比直宿人”,郑司农云“柝,戒守者所击也”,《周礼•夏官•挈壶氏》“凡军事,县壶以序聚柝;凡丧,县壶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郑注云:“击柝,两木相敲行夜时也”,认为是掌管刻漏报时的官吏。
此外,人们根据天时节律的变化举行各种相应的祭祀活动,“古之祭,有时而星,有时而星熺,有时而熰,有时而昫”(《管子•侈靡》),祭祀有时在晴朗的昏夜,有时在星光熹微的凌晨,有时在炎热的夏季,有时在温暖的春季,祭祀严格顺应时令。当时季节祭礼也各有专名,所谓“凡祭有四时,春礿、夏禘、秋尝、冬烝”(《礼记•祭统》)。
春秋战国时期保留了很多的岁时祭祀内容。如与季节紧密结合的朝日、夕月、春雩、秋雩等都是对应着天时变化的时令祭礼。祭天的礼仪有“郊祭”、“封禅”和“雩祭”。“郊祭”的目的之一是“迎长日之至也”(《礼记•郊特牲》),时间一般在春耕之前。“封禅”之祭天大礼传说在春秋以前既已存在(《管子•封禅》),春秋时齐桓公想行此礼而遭到反对。
“雩”是祭天求雨的一种特殊祭祀,一种是在夏正四月,苍龙角亢二宿(龙星)出现时举行,另一种是遇到旱灾而求雨的非常雩祭,《春秋》中记载了鲁国从鲁桓公至鲁定公元年共21次的非常大雩。
就时间体制来说,原始的岁时观念在春秋战国阴阳五行思想的浸润下,其宗教的神秘解释更加圆满,其具体活动内容也愈益系统规范。在天文历法有了明显进步的情况下,时序得到整饬,传统的岁时祭祀被整齐地编排在四时月令之中。人事严格对应天时,四时八节的祭祀活动,依据日、星的位置、神灵的属性、物候情况、音律时数等安排相应的服色、居室、饮食及祭祀仪式。
战国时期出现的《日书》是一般百姓日常生活的行动指南。从岁时、月讳到日禁,时间段落的由粗到细,反映出民众时间观念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关注日常时间的生活状态。
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对时间进行的修订管理或颁朔与告朔之制,还是遵循月令之俗或者日夜的时刻划分,乃至于人们根据天时节律的变化举行的各种相应的岁时祭祀活动,都表明当时时间把握的高程度与时间运用的规范化,反映着当时时间意识的极大增强。
在人们看来,时间不仅是自然时间,它还被人们切分成不同的时间点和时间段,渗透进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带有明显的文化意蕴。
进入人类社会以后,由于人类社会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内容渗透其中,人的主体意识强加在上面,于是时间就逐渐改变了它的自然状态,进入了“人化”的过程。时间在时人的心目中就具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与弹性,客观时间内化为主观心理时间。
首先表现为自然流动的时间呈现出迟滞状态,即感觉时间是漫长的。如《楚辞》的“终长夜之曼曼兮”(《悲回风》)、“袭长夜之悠悠”(《九辩》),这样的心态表明,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短暂时间由于时人主观情志的作用而被拉长放慢,迁绵无尽,表现为一种迟缓,时间的长短随着人们主观情志的“苦”或“乐”而定,所谓“乐而时光见短易度,苦而时光见长难过”,以及“幸运者一生忽忽,厄运者一夜漫漫”。
其次,与长夜漫漫感觉相反的则是时间的倏忽易逝,于是有了惜时意识的产生。如《论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日月逝矣,岁不我与”(《阳货》)、“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微子》),《楚辞》的“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与“日忽忽其将暮”(《离骚》)等，仔细品味这些话语中的时间,确实弥漫着一种以急迫感为突出内容的迁逝情调。对时间概念和时间长短的理论探讨也是当时时间意识相当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对时间的界定上,有三类:一类是从时间的流逝性出发定义时间;另一类从时间构成要素出发,以具体定义抽象;再一类则从时间的客观性出发进行定义。
第一类为经验型定义。《尸子》一书(该书已佚,现存有后人辑本)开创了以“宇宙”一词来表示空间和时间的先河。它写道:“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西汉刘向在解释《管子•宙合》篇的篇名时说:“古往今来曰宙也。”(宙是时间,合是空间),据《文子•自然》篇的记载,老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往古来今”的说法,则反映了时间的一个基本特征:流逝性及流逝的不可逆性。所以,这是用时间的流逝性来定义时间,是一种经验型定义。
第二类是分析型定义。如《墨经》把时间概念抽象称为“久”,它对“久”的定义为:《经上》:“久,弥异时也。”《经说上》:“久:古今旦暮。”异时,指各种具体时刻。所以这是认为时间(久)是各种不同具体时刻的总称,是以具体的时刻来定义抽象的时间。
《墨经》是中国古代科技奇书,以注重定义、注重理性的分析、注重逻辑性著称。《墨经》对时间概念的分析也是如此,它不但定义了抽象的时间“久”,而且还对时间的构成要素做了分析:《经上》:“始,当时也。”《经说上》:“始:时,或有久,或无久。始当无久。”此条讲的是时刻和时段的区别。
墨家认为,时间可分为有久之时和无久之时,有久之时对应于时段,而无久之时则相当于时间坐标轴上的时点,墨家将其定义为“始”。墨家的这种分析,为时间计量奠定了理论基础。时间计量的实质是对选定的两个时刻之间的长度进行测量。要明白时间计量的实质,就必须明了时刻这一概念,墨家讲的“始”,就是对之所做的定义。正因为《墨经》的这一特点,我们说它对时间的定义是分析型的。
“
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
“
这是从存在角度对时空所做的定义。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空间的特征是“有实而无乎处”,而时间的特征是“有长而无乎本剽”。本剽,始终之义。
《庄子》的本意是说时间虽然无形无象,但确实存在,是一种无始无终,延续不断的存在。这种定义,充满了哲学气氛,是一种哲学型的定义。在上述三类定义中,以“古往今来”对后人影响最大,该定义表明了古人对时间的流逝性特征的重视。
《论语•子罕》中记载孔子的下述言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的感叹,表现了他对时间的流逝及流逝的不可逆性的深切体会。他以河流的奔涌直前表示时间的流逝,十分贴切。
时人不仅对时间概念有所分析,对时间无限性也进行了探讨。以《庄子》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庄子》对时间概念的定义“有长而无乎本剽”,则是说时间没有终始,明显是一种无限时间观念。
《庄子》还用时间古今差别的相对性来作为推理依据:“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犹今也。… …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知北游》),类似的思维方式,在《列子•汤问》篇中有同样的表现:“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后之人将谓今之无物,可乎?”
这也是说的古今差别是相对的。据此上溯,时间当然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即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