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诗坛，沈苇是一个坚实而独特的存在。6月1日晚，他以诗集《诗江南》荣膺第二届“屈原诗歌奖。”在他事先拟好的答谢辞里，藏着其对屈原的深信理解：“诗言志，歌永言”，而屈原是一个抑志者——抚情而效志，却冤屈而志抑，只好投身汨罗，留下“发愤以抒情”的《离骚》。屈子向死而生，后来的咏志者们，依然诗兴盎然，观沧海洪波、星汉灿烂，以歌当哭，以诗存照。一代代诗人的赓续与创造，使屈子不断重生。在来宜昌的火车上，他甚至写了两首短诗致敬屈原。
当晚，沈苇接受了记者专访，并为本报题词：诗在根部，在我们尚未命名的源头。
记者：这次您的获奖诗集《诗江南》中的作品，大多数都是近两年的新作，这也是您30年西域生活后，重新发现江南的艰难诗旅，这部诗集对您意味着什么?通过它，您又发现了一个何样的江南？
沈苇：我在新疆生活工作了30年，2018年年底重返江南，《诗江南》是我为自己“第一故乡”创作的首部诗集，地域面涵盖整个大江南地区（广义江南）。我以往的写作，包括诗歌、散文、文化研究等，大多与“新疆”密切相关，《诗江南》的写作应和、应答“生活的变迁”，是30年西域生涯后寻求写作转型和突破的一次努力。我希望通过江南地域性书写，呈现“去地域化”的风貌特征。江南不是“美丽”和“富庶”的代名词，她有着与生俱来的自身内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西域归来，如何重新发现江南？我要做的，是用一粒沙去发现一滴水，用一片沙漠去发现一条命运之河，用海市蜃楼去拥抱江南的山山水水……或许，我还可以用一双沙漠木乃伊的魔幻之眼，去重新发现江南，看看自己能否看出一些新景致、一个沉潜的世界。
记者：从《新疆词典》、《新疆诗草》到《异乡人》、《诗江南》，书写了您一个人的“诗歌地理学”，这是否意味着写作的又一次转身？
沈苇：“改变生活”与“改变语言”密不可分，带来写作上的变化是必然的，重返江南是一种“变”，关涉生活、写作、语言、视阈等方面，就像30年前大学毕业后不久，坐上绿皮火车远走新疆，也是一种“变”。诗歌是我的“正念”，我的“生活”和“工作”之一，而诗作为“言之寺”的理解和表述，永远新鲜，永不为过。
记者：从广义地理学来说，三峡也是很多诗人的江南，楚辞里散发着香草美人般的南方气息，而屈原是佼佼者，在您的诗歌生涯中，与屈原有着怎样的交集？
沈苇：梁启超说得好，“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楚辞我每隔一两年都会重读，不仅是核心与基石的《离骚》，宋玉、贾谊、淮南小山的“拟骚”也是一流的。诗经和楚辞，代表了中国诗歌南北两个伟大的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屈原伟大，因为在我看来，他是第一位将“言志”与“缘情”完美融合的诗人，是站在我们精神源头的“巅峰诗人”。
记者：生活中，大多数人并不写诗，请问，一个不写诗的人，如何做到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诗意的栖居？
沈苇：不写诗的，未使用语言的，就不是“诗人”了么？相反。我常遇到一些不写诗的“诗人”，他们的感知、审美、思考、言谈等，更像一个“诗人”，甚至比修辞的诗人更加“诗人”。这，就像不识字的人当中，也会有“智者”。知识越多的人，也不一定见得智慧越多。生存、生活、活命等，要高于、切身于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用一颗美善之心，去伪求真，像屈原那样“上下求索”，才有可能通达“诗意栖居”。
记者：面对“无边的现实”，您有没有放弃过写诗的念头？有没有那样一首诗或一个人，让您读到它或者遇到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沈苇：从未有过这种念头，相反，从青年到中年，写作热忱似乎在增加，《诗江南》后，我又开始了另外的写作计划，譬如《论诗》（以诗论诗），已写了200多首（来宜昌的动车上就写了两首）。当然存在与你说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的诗和诗人的奇遇、神交，古今中外，很多。屈原和《离骚》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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