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闲适人生”的精神溯源
袁宏道的一生，仅有43载春秋。他少年聪慧，擅长诗文，24岁(1592)中进士，27岁(1595)谒选为吴县(今苏州)知县。他自27岁始，到他43岁病逝，三度出任朝廷命官，三度辞官，做官的累积年限不超过7年。他三度做官，都做得很好。袁宏道在吴县为官一年余，即令吴县大治，展示了难得的治理才能，时任首辅申时行称赞他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他深得民心拥戴，辞官将离吴县时，吴县百姓闻知他因庶祖母詹姑病危辞官，“吴民闻其去，骇叫狂走，凡有神佛处皆悬幡点灯建醮，乞减吴民百万人之算，为詹姑延十年寿。以留仁明父母。其得人心如此”[1]。但他的人生志趣，实在不在于做官。他说：“世间第一等便宜事，真无过闲适者。白、苏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2]这是他在《识伯修遗墨后》一文中所说的话，可视作是他倡导闲适人生的口号。撰此文时，1604年，袁宗道已去世四年，袁宏道在公安柳浪乡居亦四年。
“闲适”的精神宗师，当上推到庄子。庄子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逍遥无为”“无所可用”，这就是闲适精神的要义。但庄子并没有用“闲适”一词，白居易大概是后世文人中首倡“闲适”者。他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闲适诗”即其中一类。他说：
仆数月来检讨囊袠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芙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3]。
白居易在这里对“闲适诗”的定义，实际上也是对“闲适”本身的定义。“退公独处”“移病闲居”，是就“闲适”的境况而言——“闲”；“知足保和，吟玩情性”，是指出了“闲适”的精神意态——“适”。若要达成“闲适”，就境遇而言，须是“闲”；就精神而言，须是“适”。白氏还指出了“闲适”的审美风格：“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同上)“思淡而词迂”，即指“闲适”是以吟赏玩味为主旨的，因此，用思轻淡，词调舒缓。
白居易主张闲适，自谓是以古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为导向。他说：“仆虽不肖，当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终始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意也。”[4]白氏以美刺干政的“讽喻诗”为“兼济之志”，以吟玩情性的“闲适诗”为“独善之意”，他将“闲适”的“个人”取向揭示得非常清楚。他写《与元九书》正值被贬官江州(今九江)，做闲官“司马”，实属“寂兮寥兮，奉身而退”的“穷时”。他以“知足保和，吟玩情性”为“适”，自然是“独善之意”。苏东坡引白居易为先朝同道，他为官一生，屡遭贬放，晚年被贬黄州，作诗推崇白居易说：“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在诗末他还自述说：“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5]
袁宏道倡导闲适人生，以白居易、苏东坡为旗帜。袁宏道与白、苏略有差异的是，他不是在被贬处闲的境遇，即“穷”中，而是在初获授官的新官任上，即“达”时求闲适。袁宏道1595年，即中进士后四年，才得选授吴江(今苏州)县令一职。然而，正是这位勤政亲民的袁宏道县令，一方面励精图治，政绩斐然，把官做得上下都认可，另一方面却不断写辞职书，上任不到两年，连续上书七封请辞书，上峰无奈，只好准辞。他在任上，反复修书亲友，倾述为官的苦衷。在1595年的书信《龚惟长先生》中，袁宏道说：
“无官一身轻”，斯语诚然。甥自领吴令来，如披千重铁甲，不知县官之束缚人，何以如此。不离烦恼而证解脱，此乃古先生诳语。甥宦味真觉无十分之一，人生几日耳，而以没来由之苦，易吾无穷之乐哉！计欲来岁乞休，割断藕丝，作世间大自在人，无论知县不作，即教官亦不愿作矣。实境实情，尊人前何敢以套语相诳。直是烦苦无聊，觉乌纱可厌恶之甚，不得不从此一途耳。不知尊何以救我？[6]
正是在这为官的“如披千重铁甲”的大束缚中，袁宏道生起追求闲适、做“大自在人”的志意。
在1595年致徐汉明的信中，袁宏道把“学道之人”分为四种(玩世者，出世者，谐世者，适世者)，他最认同向往的是“适世者”。他说：
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荘周、列御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几千裁，数人而已，已矣，不可复得矣。出世者，达磨、马祖、临济、德山之属皆是。其人一瞻一视，皆具锋刃，以狼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虽孤寂，志亦可取。谐世者，司寇以后一派措大，立定脚跟，讲道德仁义者是也。学问亦切近人情，但粘带处多，不能迥脱蹊径之外，所以用世有余，超乘不足。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除此之外，有种浮泛不切，依凭古人之式樣，取润贤圣之余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为此乃孔门之优孟，衣冠之盗贼，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7]。
“玩世者”即庄子所代表的道家高人，袁宏道以为是现世不可再有的了；“出世者”即禅宗祖师达磨所代表的佛禅宗师，“以狼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是袁宏道难以认同的；“谐世者”即孔子(司寇)所代表的儒家，袁宏道认为“用世有余，超乘不足”。“适世者”，无德无能，无为无志，“甚奇，然亦甚可恨”，“最天下不紧要人”，而袁宏道却最赞赏认同这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引白、苏为“闲适”的旗帜，袁宏道心目中的闲适人，却并非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白、苏之辈志士仁人为原型，而是“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的“最天下不紧要人”。“做不紧要人”是身为官情所缚的袁宏道意想中的“大自在人”——闲适者。
还是1595年，身为吴江县令的文人袁宏道，在致舅父龚惟长的另一封信中，提出了“人生五乐”。他说：
年闲散甚，惹一场忙在后。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电光泡影，后岁知几何时？而奔走尘土，无复生人半刻之乐，名虽作官，实当官耳。尊家道隆崇，百无一阙，岁月如花，乐何可言。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竞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紧要人，不可为训。古来圣贤，公孙朝穆、谢安、孙玚辈，皆信得此一着，此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与东邻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异哉？[8]
袁宏道所谓“人生真乐五种”，一为声色玩赏之乐，二为宾客欢宴之乐，三为高朋雅聚之乐，四为风流冶游之乐，五为乐极而穷之乐。这五种“真乐”，前四种均是以富贵打底，穷奢极欲之乐，而其乐的终究便是“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袁宏道以这个“乐极而穷”为人生真乐五种之最，实有大寓意的。大概而言，其寓意有二：其一，富贵之乐，并非可靠之乐，依仗富贵而乐，总不免穷极而终；其二，人生真乐之至，恰是穷极之际，“恬不知耻”“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做“最世间不紧要人”。袁宏道论的“五乐论”，是含有深刻的反讽和自嘲意味的，不可作字面理解。1595年的袁宏道，一方面是深感官场缚执而解脱不得，一方面又确有一腔新政利民的抱负欲展。他向亲友申明要做“最世间不紧要人”，实在因为他正在做、而且也愿意做“世间紧要人”。他的苦恼无奈是，“紧要人”做得不自在，而自在的“不紧要人”又做不了。在1596年的《李子髯》一信中，袁宏道提出“作诗”为“人生之寄”的观点。他说：
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奕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可怜，可怜！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9]。
其实，袁宏道提出人生真乐五种之说，荒诞反讽之外，何尝又不是于现实缚执中对人生大解脱的“寄兴”呢？后世学者以此五说批评袁宏道贪图声色享乐，实在冤枉了袁宏道。
二、为官与归隐的两难
1597年，袁宏道获解官之后，携友人往江浙一带游赏，“走吴、越，访故人陶周望诸公，同览西湖、天目之胜，观五泄瀑布，登黄山、齐云，恋恋烟岚，如饥渴之于饮食。时心闲意逸，人境皆绝”[10]。这期间的袁宏道，的确度过了他一生中短暂(约一年)的“最不紧要人”的闲适生活。
袁宏道本是极敏感多情于色相之人。在解官前，以县令之身视察当地灾情时，他游览灵岩，写出的是这样令人欷歔的文字：
石上有西施履迹，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动。碧繶缃钩，宛然石发中，虽复铁石作肝，能不魂销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嗟乎，山河绵邈，粉黛若新。椒华沉彩，竟虚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谁作双鸾之雾？既已化为灰尘白杨青草矣。百世之后，幽人逸士犹伤心寂寞之香趺，断肠虚无之画屧，矧夫看花长洲之苑，拥翠白玉之床者，其情景当何如哉？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使库有湛卢之藏，潮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11]
但是，在解官后的“心闲意逸”之际，袁宏道的游记所表现的确是“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的意绪。举《雨后游六桥记》为例：
寒食雨后，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12]。
这是很典型的被后世称为袁宏道“性灵小品”的文章。文字简略而又极为细致，写景状物、叙事抒情，真是“思淡词迂”：感觉主导了思绪，声色落于文字，不是浓墨重彩的触目惊心，而是云淡风轻的生趣悦人。这篇短小的游记比之于唐宋柳宗元、苏东坡诸大家的游记，你会感觉它只是一幅简笔小景，尺幅局促而无远景可观。但是，袁宏道笔下文字，却又是这样独特的“简笔”：字字贴切，而又字字空灵，看似无心涂写的笔触，却又笔笔触景追心。袁中道称袁宏道此间文字“人境皆绝”，所言极是。只是须要解说的是，这“人境皆绝”，也就是人境合一、心物不二的生动气象。
然而，即使在这“心闲意逸”的“闲适人生”中，袁宏道的感触体悟也并非一味地驻留于花香月媚。他游会稽(今绍兴)，写《兰亭记》，为王羲之《兰亭序》引发如此感慨：
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故或登高临水，悲陵古之不长；花晨月夕，嗟露电之易逝。虽当快心适志之时，常若有一段隐忧埋伏胸中，世间功名富贵举不足以消其牢骚不平之气。……羲之《兰亭记》，于死生之际，感叹尤深。晋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昭明《文选》独遗此篇，而后世学语之流，遂致疑于“丝竹管弦”“天朗气清”之语，此等俱无关文理，不知于文何病？昭明，文人之腐者，观其以《闲情赋》为白璧微瑕，其陋可知[13]。
“虽当快心适志之时，常若有一段隐忧埋伏胸中，世间功名富贵举不足以消其牢骚不平之气。”这样的说法，写于袁宏道“快心适志”之时，自然不是泛泛而论，他埋伏在胸中的“隐忧”和难以消解的“牢骚不平之气”，实际上总不免以他的“闲适”的作派和诗文表现出来。
1598年，解官一年多的袁宏道，在家兄袁宗道的劝导下，赴北京候补，授顺天府教授职，至1600年，官升至礼部仪制主事。然而，这时的袁宏道似乎更有闲情逸趣于花鸟虫鱼和种种天地色相。只不过，他的《瓶史引》道出了其胸中的“隐忧”和“牢骚不平之气”。该文说：
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日之有。夫幽人韵士者，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让人，而人未必乐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无祸。嗟夫，此隐者之事，决烈丈夫之所为，余生平企羡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隐见之间，世间可趋可争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岩，濯缨流水，又为卑官所绊，仅有栽花莳竹一事，可以自乐。而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胆瓶贮花，随时插换。京师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为余案头物，无扦剔浇顿之苦，而有味赏之乐，取者不贪，遇者不争，是可述也。噫，此暂时快心事也，无狃以为常，而忘山水之大乐，石公记之[14]。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指出幽人韵士屏绝声色，钟情山水花竹，实为“不得不”，其意图不过是为了“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山水花竹非世人争逐乐受之物，占据它们无争夺之忧，不会惹祸。在《瓶史》中，他纤毫毕致地描绘瓶中养花插花的技巧、程序，体贴万分地描绘瓶花的姿容风韵，影映的是他如此独特的境遇：“幸而身居隐见之间，世间可趋可争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岩，濯缨流水，又为卑官所绊，仅有栽花莳竹一事，可以自乐。”这样的“闲适”，若以为“独善”，自然是有很深刻的“不得不”的委屈迁就的①。
袁宏道在诗文中倡导、讴歌闲适，要求大解脱、做最不要紧人。然而，真从官情世道中解脱出来，做了“闲适人”，时间久长了，他又不禁眷恋市井，怀念世众。他1601年初居柳浪不久，给友人陶周望的信称“山居颇自在”，“闲适之时，间亦唱和。柳浪湖上，水月被搜，无复遁处”，而且体会到过往“只以精猛为工课”之误，学道之要是以“冷淡人情”的“任运”为工课[15]。然而，不过六年，1606年再致信陶周望却说：
山居久不见异人，思旧游如岁。青山白石，幽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人语；雪齿娟眉，能为人语，而不能解人意。盘桓未久，厌离已生。唯良友朋，愈久愈密。李龙湖以友为性命，真不虚也[16]。
与这封信相呼应的是他1604年的组诗《甲辰初度》之一：“闲花闲石伴疎慵，镜扫湖光屋几重。劝我为官知未稳，便令遗世亦难从。乐天可学无杨柳，元亮差同有菊松。一盏春芽融雪水，坐听游衲数青峰。”[17]袁宏道是二度称病辞官之后，在柳浪山居，但隐居久了，他体会到的是人情冷暖、市井繁寂，非可以山风水月、花木鸟鱼替代。对于他，入世为官不妥当，但遗世独立也难持久。正因为不能真正忘怀世故人情，山居的闲适就有“不得不”为之的自我放逐的无奈与苦涩。“一盏春芽融雪水，坐听游衲数青峰。”这看冰雪消融、春芽吐翠的闲适者，比之于那寂寞游走于青峰间的僧人，是加倍的寂寞和“不紧要”的。因为他并不真正安心于这寂寞和“不紧要”。
三、“闲适”的美学遗产
1606年，袁宏道结束柳浪山居，赴北京任吏部郎官。他这次做官约两年，同样勤勉为政，出使陕西主持乡试(典试秦中)，也是革故鼎新。但终了，1608年他依然以病请辞。归乡游途中，他撰写《游苏门山百泉记》，说道：“举世皆以为无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谓溺。”但是，他又说“溺”只是以“常情”论为“至怪”，以“通人”看却是“人情”。关于自己，他说：
百泉盖水之尤物也。吾照其幽绿，目夺焉。日晃晃而烁也，雨霏霏而细也，草摇摇而碧也，吾神酣焉。吾于声色非能忘情者，当其与泉相值，吾嗜好忽尽，人间妖韶，不能易吾一盻也。嗜酒者不可与见桑落也，嗜色者不可与见嫱、施也，嗜山水者不可与见神区奥宅也。宋之康节，盖异世而同感者，虽风规稍异，其于弃人间事，以山水为殉，一也。或曰：“投之水不怒，出而更笑，毋乃非情？”曰：“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贵者，汩没尘沙，受人间摧折，有甚于水者也。抑之而更拜，唾之而更谀，其逆情反性，有甚于笑者也。故曰忍者所以全其溺也。”曰：“子之于山水也，何以不溺？”曰：“余所谓知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极者也，余庸人也。”[18]
这篇游记，写于1609年，是袁宏道以43岁辞世前的一年。他称自己对于山水闲逸之情“知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极”，即“有嗜而不溺”，承认自己实为“庸人”而非“通人”。这其实是他自己一生性情的自白。他的情性本是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但是他又不能如李贽一般“捐性命以殉”，家国亲朋，都是他终其一身牵扯不舍的情结。“劝我为官知未稳，便令遗世亦难从”，这是袁宏道人生根本的性情纠结，他的矛盾在于此，他的深刻生趣也在于此。他三度入仕，三度致仕，无去无归，死而后已。1598年以后的袁宏道，呕心沥血要寻求“安于常人”的“平易质实”，极而言之，要寻得庄子式的逍遥。“惟能安人虫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与大小争，斯无往而不逍遥矣。”[19]然而，正如甘于做泥涂之龟的庄子心怀的却是高山真人之志，而袁宏道不仅不能安于人虫之分，甚至于真做“不紧要”的“常人”，也是不得安心的。因此，他之求闲适，实在是因为背面有为天下的大志不甘。就此而言，“闲适人生”确实是“兼济天下”的文人士夫的另一个面目，这面目展现为美学，是对功利人生的补充超越——它以超功利的闲情逸致灌注于人生自由灵动，它本质上是一种由我及物、由物及心的“达”——达至人生于世的自然自在。袁宏道畅舒性灵而求闲适，人生意义就在于此。
袁宏道的“闲适人生”，以其撰写的小品文为体裁，造就了一种亲切、鲜活、即物即我的审美情趣及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既非审美的静观，也非由我及物的移情，而是在我与物相遇的当下，我的生命舒张，感官与物象自然沟通，在身心调适中，我的眼耳手足肌肤与物象一同朗然于天地光景中。我们且看袁宏道《瓶史》写“浴花”一则：
夫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浴花者得其候，乃为膏雨。澹云薄日，夕阳佳月，花之晓也；狂号连雨，烈焰浓寒，花之夕也。唇檀烘目，媚体藏风，花之喜也。晕酣神敛，烟色迷离，花之愁也。欹枝困槛，如不胜风，花之梦也；嫣然流盻，光华溢目，花之醒也。晓则空亭大厦，昏则曲房奥室，愁则屏气危坐，喜则欢呼调笑，梦则垂簾下帷，醒则分膏理泽，所以悦其性情，时其起居也。浴晓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夫浴夕浴愁，直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细微浇注，如微雨解酲，清露润甲。不可以手触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隐士，浴海棠宜韵致客，浴牡丹、芍药宜靓妆妙女，浴榴宜艳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儿，浴莲宜娇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腊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当以轻绡护之。标格既称，神彩自发，花之性命可延，宁独滋其光润也哉？[20]
这则在《瓶史》中标题为“洗沐”的文章，全文更长。在常人看来，如此说道“洗花”，实在神乎其神，小题大作了。然则，袁宏道视花为物，非视之为无情性之植物，而如视人一般，同以“性灵”视之。花既有“性灵”，爱花赏花者，自然当以“性灵”的立场与之相待遇。袁宏道主张“悦其性情，时其起居”，不仅是主张依循花的生物节律伺养之，而且主张尊重花的个性，不同性情的花当由具有相应性情的人来伺养。袁宏道虽然在这里用了指述人的行为情态的“梦”“醒”“愁”“喜”等词语指述花的生活，但意不在将花拟人化，而是主张“性情”本来是天下万物与人类共有的，不能以“性情”待物者，绝不可得物之生趣也。“夫赏花有地有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若不论风日，不择佳地，神气散缓，了不相属，此与妓舍酒馆中花何异哉？”[21]赏花本为“求雅”，而不懂花的性情，不能以性情待之，反成恶俗。袁宏道由此开拓的审美空间，可以称为一个以“性情”为核心，由我生物，由物悦情的生命空间。
袁宏道的闲适小品，发之于物我并生的性情，落实于市井人生，更酿造出在天地景物风致中看人生、赏玩人情世故的审美意绪。他的西湖纪游诸篇，都是这样的“闲适”小品。比如《西湖二》：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传金吾园中梅，张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22]
西湖纪游，本当以西湖景致为对象，以其变迁风韵为主题。而袁宏道笔墨敷衍出来的，却是风物中的人间性情，褒贬抑扬，不脱山水晨昏之灵气，但更渲染出意味醇厚的人情世态。这样的以景托人、借景写人的文学趣味，虽不可说是袁宏道孤心独发，但却是他将之推广提升到中兴之景。明清之际张岱的游记小品，实深得袁宏道真传。比如张氏的《西湖七月半》，无疑有很重的袁宏道《西湖》组文的印迹。兹录《西湖七月半》上半部分如下：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皷，我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喧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23]。
【注释】
①阿英说：“《瓶花斋》一集，表现了中郎对时局最复杂的苦闷，也说明了他自己内心冲突最激烈的过程。此集作时，他正在京师，小人当道，正义难伸，倭议纷纷，时局严重……他目击种种的失败，愤慨达于极点……他拼命的压抑自己愤怒的感情，想发展他的‘嘿’之哲学，把自己对‘时事’的注意力，牵扯到许多琐碎的事情上。”(阿英《袁中郎全集序》)，载《袁宏道集笺校》，第1763页)。
[1][10]［明］袁中道．珂雪斋集[M].钱伯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57.
[2][6][7][8][9][11][12][13][14][15][16][17][18][19][20][21][22]［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11、222、217－218、205－206、241、165、426、443－444、817－818、1244、1274、1052、1484、796、824、827、423－424.
[3][4]［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M].卷第二十八，四部叢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5]［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M].卷十六，明成化本．
[23]［清］张岱．陶庵梦忆(第7卷)[M].清乾隆五十九年王文诰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