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圣，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摘要：本文以文化类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为个案，从三个维度分析其互动机制、表现形态以及文化内核，探究数字时代文化类电视节目的现实意义与文化特质。本文认为,《中国诗词大会》的持续成功离不开节目自身多元的互动机制、高科技呈现方式与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的价值导向。文化类电视节目在数字时代既要积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也要善用技术创新传递人文关怀与文化之美。
美国著名电视理论学家Amanda Lotz曾断言，未来数字时代的电视应当是一种非线性文化（Nonlinear Culture）[1]。这种非线性文化植根于数字浪潮对电视生产的深层影响——无论是电视内部的互动式生产与制作还是外部用户突破时空限制的观看实践，都与最初的电视环境大相径庭。但无论技术如何裹挟着电视向前发展，电视自身所创造的文化惯例仍能保持其活性。
回到中国语境，中国电视的生产、制作以及流通早已迈进了数字传输阶段[2]。有诸多文化类节目乘上了数字化的东风，诸如《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作品均获得了巨大成功，引发各界的持续关注。本文将以《中国诗词大会》为研究案例。《中国诗词大会》作为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一档演播室文化益智节目，自2016年推出至今已播出6季，热度居高不下。在全国35城市组中的受众累计到达率达62.5%，人均收看总时长达127分钟，累计看过三季以上的观众比例达45.9%[3]。截至2021年3月，微博话题#中国诗词大会#的累计讨论量已经达到4.7亿，帖子数高达3.8万，共计251.2名“同袍”关注了节目的话题。凭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国诗词大会》已经成为文化类电视节目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学界目前对于文化类节目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发展历程与社会影响的视角，而以《中国诗词大会》个案的探讨大多囿于传播模式、呈现方式以及文化意义等层面，节目本身的制作机制、价值层面的分析仍有待深化。本文将探讨以下的问题：《中国诗词大会》作为一档身处数字时代而大获成功的文化类电视节目，相较于以往同类型的作品具备哪些值得借鉴的要素？节目的设置是否印证了Lotz对于数字时代电视的论断？本文将从《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的参与主体、节目表现形式以及节目的文化内涵三个维度，分析该节目的机制与特性，并尝试从可供性/示能（Affordances：这一概念的译文目前尚存争议，目前大陆已有的研究多译为“可供性”，台湾地区则译为“机缘”。指出“示能”为更合理。本研究无意对此概念作出界定，只借用学界对于该概念的共识进行分析。）和文化记忆的视角对文化类节目在未来的发展提出价值层面的期待。
一、互动机制：多元主体与趣味竞技
在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中，互动机制是节目走向的核心。《中国诗词大会》始终以诗词为中心，通过赛制的革新与面向大众的遴选机制，确保了节目参与人员的质量与代表性。同时，借由多样的竞赛环节以及专家团队，搭建起灵活而不失趣味的互动机制，将竞技与古诗词典雅的格调相调和。
《中国诗词大会》一如既往地重视参赛选手的选拔工作。如第一季播出时，节目组历时10个月的海选之后组成百人团；第二季、第三季增设预备团与家庭团；而在最新的第六季中，节目组更是通过层层海选从全国各地遴选出了140名现场参赛选手，并在线上设置云录制渠道，参与云录制的场外选手组成了一个气势恢宏的云上千人团[4]，参与人数突破新高，节目进一步扩容。
除此之外，《中国诗词会》秉承开放、多元的理念，将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纳入到百人团中，这其中既有来自科研机构或高校的科研工作者和高材生，也有来自基层的保安、外卖小哥、商贩。在《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参赛选手更是来自五湖四海：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的官兵、苏州旗袍设计师周立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赵明、南京聋人学校老师陈燕[5]……每位选手身上都有独特的生命轨迹，这些鲜活的个体故事，既丰富了节目的层次，也彰显出节目宝贵的人文关怀与包容性。
2.竞技与互动并重，增强观众临场感
《中国诗词大会》相较于其他文化类节目而言，具备突出的竞技性。播出至今，每一季赛制都在不断地变动以丰富节目的可看性。如在第二季时引入“一对一”对抗的“飞花令”环节，利用回合制将节目的节奏进一步加快；第五季时进一步丰富引入“绝地反击”赛制，其下设“横扫千军”“你说我猜”“出口成诗”三个模式，对参赛者的临场反应与诗词积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最新播出的第六季中，少儿团、青年团、百行团、家庭团与云上千人团的对垒让节目的对抗性更上一层楼，加设的“大浪淘沙”等环节让节目的赛制更加公开透明，也提升了节目的竞技感。
同时，《中国诗词大会》在节目内容的设置上别具巧思。自第一季播出至今，节目一直沿用主持人主导、嘉宾评述的节目流程，保证节目品评环节的连贯性。两任主持人董卿与龙洋舌灿莲花，措辞沉稳大气，主持节奏拿捏得当。以康震、蒙曼、郦波、王立群、杨雨组成的现场嘉宾团点评精妙，与主持人、选手在轻松互动之间畅谈与鉴赏诗词，极大增强节目的临场感与趣味性。
《中国诗词大会》充分重视节目内容的制作，广纳各路学者组建成了一支强大的专家团队。光第六季题目的打磨与设计便耗时7个月，首度引入开放式命题，采用了九宫格、助力千人团以及身临其境等形式来考研选手。题目的内容也不拘泥于诗词本身，而是借古喻今、以人带事，通过邀请嫦娥五号资深工程师、抗疫专家张伯礼院士、中国冬奥会冠军杨扬等特邀嘉宾参与出题，将新近发生的科技成果、国家大事以及热门议题与古诗词相结合[6]，体现出与时代脉搏同步的现实指向性，让观众能从更贴近自身生活的方式体会到诗词的写意与浪漫。
2016年至今，中国的综艺类节目已经进入了沉浸式技术的实际运用阶段。人工智能（Artifi cial Intelligence）、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等技术赋予电视节目更多元的叙事可能性，也为观众提供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审美体验[7]。相较于其他文化类节目，沉浸式和交互式技术始终是《中国诗词大会》提升节目可看性与质感的重要抓手（图1）。无论是最早的多屏互动，还是新近节目中使用的AI技术，《中国诗词大会》始终在强调沉浸感（Immersion）和交互性（Interaction）的传播路径。具体而言，《中国诗词大会》在技术层面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场景设置以及技术联动两个维度。
1.场景设置：虚实互联，强化氛围营造
在场景设置层面，《中国诗词大会》每一集遵循不同的主体打造形制各异的舞台景致，如第四季、第五季分别以“诗意山水”、“水润五方”为主视觉元素，与之配套的还有水墨江南、大漠孤烟等多款样式的场景设计，借由影像与色彩的联动以突显诗词的古典意象之美。
在第六季节目中，以百合六瓣元素突出“六合六顺”的美好寓意，并有意识地强化了不同沉浸技术的融合运用。将中央电视总台的AI+VR裸眼3D演播室技术加入节目的制作流程中。分别在舞台两侧设立裸眼3D场景成像区域，三块LED屏幕会实时显示虚拟现实技术场景的画面，同时架设附带跟踪式摄像机以及渲染服务器以确保场景与摄影镜头的适配性[8]，便于现场嘉宾与选手与周边场景进行互动，进而提升虚拟影像与节目的整体契合度，赋予观众视觉与审美层面的延伸空间。
2.技术联动：打通渠道，实现跨媒介叙事
在互动机制层面，《中国诗词大会》是文化类节目中采用互动技术的先行者。早在2017年第二季的节目中，节目组便开始了多屏互动的形式，通过扫描二维码将“大屏”（电视）与“小屏”（诸如手机等移动终端）相关联，提升观看的趣味性和参与感。在2020年播出的第五季，节目组还基于现有的节目内容，推出了衍生系列短视频《人生自有诗意》，在不同的媒介平台进行投放。与此同时推出“挑战诗词全能王”H5互动答题小游戏，在微信、微博、抖音等9个平台进行同步推广，进一步拓宽节目的辐射范围，强化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
美国学者Henry Jenkins曾将跨平台叙事视为媒介融合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表征，其意在于描述文化母题具备跨越不同媒介传播的活性[9]。融合意在突破已有的媒介边界寻求新的连接，而不同的载体或许存在迥异的叙事逻辑，因此如何将已有内容通过特定的叙述手法进行阐发和再传播是实现跨媒介叙事的关键。而在最新一季，节目组依托央视自身的技术资源，搭建了人工智能诗词搜索工具“小帮”（AI帮你找中华诗词），观众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后语音输入特定的关键词，即可轻松获取节目特定主题的视频片段或合集。此类智能技术的运用，赋予观众在节目之外的交互式体验，将节目体验的场景进一步延伸。
但无论是场景设置还是互动方式层面的技术运用，《中国诗词大会》始终把技术放置于内容之上，根本逻辑还是将技术服务节目本身的叙事逻辑，而未落入技术先行、遮蔽内容的窠臼。技术与内容生产本身并非此消彼长或简单的竞合关系，而是以内容为主轴辅以技术创新的制作模式。
三、文化内核：文化记忆与怀旧
《中国诗词大会》除开上述两个维度的特性之外，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文化层面感召力。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就被期待寓教于乐的效用[10]，Lotz也曾把电视形象地比喻为社会的文化壁炉（Cultural Hearth），通过媒介大众可以一窥周遭的文化环境乃至感知更遥远的异文化[11]。正如该节目的宗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所示，中华诗词可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大部分诗词都寄寓着诗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与纯真质朴的情感诉求。
1.以诗传情，强化文化记忆
《中国诗词大会》的节目内核便是对古诗词的鉴赏，通过互动竞技的节目设置唤醒大众的文化记忆进而强化文化认同感。学者Jan Assmann认为人们对过往的记忆是一种学习层面的机制，对于文化层面的回忆是建立在各种形式指涉之上。换言之，大众对过去的认知是一种文化建构与再现的产物[12]。诸如古埃及、罗马等具备书写与文字的文明，通过文字的方式将自身的文化固化为典籍而得以留存，不仅向后人展示了过往，也为其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中介物，具备着强大的社会规范效用。
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文化类节目植根的土壤是精英文化语境，如何弥合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错位与裂缝成为此类节目的症结[13]。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诗词大会》播出五季以来大致涉及2081首诗词（唐诗1159首，宋词740首，其他朝代诗词182首），其中李白、杜甫、苏轼的诗词出现频率最高（图1）。从呈现的诗词主题来看，《中国诗词大会》偏好山水田园、边塞羁旅、送别怀远以及思想怀古的主题。可以说，《中国诗词大会》一直以诗词作为载体，向观众传递朴素的文化价值观。2016年至今，以《中国诗词大会》代表的电视文化节目借助竞技、诵读与表演等多种形式的创新，持续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的勃兴。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成为了推动社会文化人文转向的重要抓手。电视媒介借势将诗词作为节目制作的轴心，也充分印证了其具备强大的文化号召力。
2.贯通古今，滋养文化自信
《中国诗词大会》难能可贵之处是在娱乐化的浪潮下选择主动拥抱了传统文化，以一种怀旧的姿态来回望过往。自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在高速发展、快速转型的变动中，原有以家庭为中心个体的生活场景被打破，技术深度卷入使得人与人之间连接变得模糊且难以界定。当下的人们普遍生活在时间密集、时空紧缩的液态生活（Liquid Life）中，现代性对于个体的现实生活还是心理层面都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14]。不确定性的增加意味着风险，人作为天生抗拒风险的动物极有可能会因此产生焦虑与茫然。因此，怀旧成为了一种寻求认同感的内生需求，以消解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向影响[15]。
《中国诗词大会》的出现迎合了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诉求，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节目极力都在塑造一种隽永的文化氛围，大力赞扬古往今来文豪身上的美好品格以唤醒人心深处的善美。可以说，竞技是节目的表象，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则是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询唤。无论时在场的录制嘉宾，还是场外的观众，通过节目设置的情景或环节真正回溯文本背后的社会语境，实现了横跨古今的精神共鸣。
四、结语与希冀：善用技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之美
近年来，保护传统文化的声浪不绝于耳。一个民族只有不忘来路，前行才会更坚定。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代表的文化类节目是电视行业对此类呼声最直接的响应。在客观呈现和记录社会发展变迁之余，以电视为代表的传媒业也应当充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用更积极的姿态力争向海外传递写意的中国文化之美。
目前中国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污名化”、刻板印象等诸多问题。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单一的地理环境塑造的文化圈层存在一定的“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即因为相似的历史、地理环境、语言等因素产生文化层面的认同感[16]。这种接近性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一种动态变化与人为实践的结果，媒介应当成为区域文明共建的重要载体[17]。而且媒介层面的策略性叙事（Strategi c Narratives）可以为国家争取更多文化解释权，在国际传播中换取优势地位[18]。诸如《中国诗词大会》的文化类节目，借由自身的平台优势以及优质的节目内容，除向内弘扬中国文化之外，还应当积极寻求与其文化语境对话的可能性。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持续推进，各文化在交汇之时既有可能出现文化杂糅的困境，也有可能依靠媒体有意地“增稠”或“稀释”而形成全新的传播生态，因而当下已有学者在呼吁应当更强调媒体的对文化的“转化”效用，以“转文化”取代原有的“跨文化”[19, 20]。
除此之外，借由可供性/示能（Affordance）这一概念，可以预测未来数字文化环境下的媒介应当更强调具身性、物质性和主客体性三项属性[21]。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电视如同其他媒介一样会受到新技术的影响而焕发新的样貌：媒介生产更灵活、用户更具备自主性、传播更强调智能驱动[22]。但唯一不变的应当是传播内容的人文底色与社会关怀，将优质内容视为节目的根基。《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热“出圈”靠的不仅是参赛者的励志事迹、嘉宾的妙语连珠、不落俗的节目机制以及精良的制作，更重要的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客观呈现与坚守。
在物质世界不断丰富的当下，充盈彼此的精神家园亦同等重要。《中国诗词大会》的大获成功不应单纯归结为节目制作机制层面的创新，也不意味着主打文化牌就能让电视节目“枯木逢春”。《中国诗词大会》的突围，只能印证优质的节目内容与契合时代价值需求的创作逻辑是电视获得大众认可的基本前提。技术或许能够改变我们的体验世界的方式，但不应让情怀与良善迷失在发展。期待未来有更多如《中国诗词大会》般优质的电视文化节目涌现，让中华优秀文化之美在数字时代绵延不息。
[1] 常江, 石谷岩. 阿曼达·洛茨:未来的电视是一种非线性文化——数字时代的电视与电视研究 [J]. 新闻界, 2019, (07): 4-9.
[2] 孙振虎. 技术革新背景下的电视传播革命——试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视的变革 [J]. 中国电视, 2008, (12): 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