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85—1988年：在衣、食方面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转向耐用消费品，家庭设备及用品的消费支出比重曾一度高达13.5％。这一阶段城镇居民的消费呈现出集中性、趋同性和超前性，使居民家庭在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上几乎达到饱和。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城市家庭的电风扇普及率达128.7％，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的普及率分别达到76.2％、36.5％、51％。同时，城市居民在居住、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支出比重变化较小，也体现了这一阶段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旧体制下的福利消费色彩浓厚。
（3）1989—1996年：衣、食消费比重持续下降，恩格尔系数于1996年首次低于50％（48.6％），中国城镇居民完成由温饱水平向小康水平的过渡。同时，由于前一阶段一致、集中的抢购浪潮使得家用设备已趋于饱和，使得家庭设备及用品的消费支出份额出现下降趋势，消费需求逐渐向医疗保健用品、交通和通讯工具及居住等方面转移。
（4）1997—2003年：衣、食消费比重继续下降，同时，除医疗保健用品、交通和通讯工具和居住的消费比重持续上升之外，娱乐教育文化用品的消费支出比重显著增加。一方面，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出现明显的升级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医疗、住房、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城市居民的福利消费，对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开支增大。
（5）2004年至今：消费结构继续升级，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消费比重持续上升，衣着消费比重不降反升，其他种类商品消费比重变化不存在明显趋势。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城镇居民的收入更是上升明显，消费模式向享受型模式过渡。城镇居民对旅游、汽车等商品消费需求的增加，以及伴随技术进步的对通讯产品消费的增加，导致了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消费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同时城镇居民对衣着的要求也不再限于最初的遮丑保暖，而向时尚等精神方面的需求转移，从而导致衣着商品的消费比重呈现一定的上升势头。
关于城镇居民消费，袁志刚和宋铮（1999）分析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变迁问题，将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迁与我国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并以此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两个不同阶段。万广华等（2001）运用中国1961—1998年的数据，分析了流动性约束与不确定性在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演变中所起的作用。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同时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居民的低消费水平和低增长速度。而在消费结构分析中，国内的研究通常采用恩格尔系数，王芳（2006）实证分析了物价对城乡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后发现：恩格尔系数除了跟上期系数相关以外，还与当期及前期食品价格指数有关，而且与本期价格指数都呈负相关，与预期价格指数呈正相关。但是，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消费结构的指标，只能揭示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关系，不适用于各个阶段的比较，在应用上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对恩格尔系数进行分析之外，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都进行了描述分析。而根据上一节的描述与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路径很清晰，在计划经济所导致的抑制需求得到释放之后，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向耐用消费品（主要为家用电器及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居住和娱乐教育文化转移，而且消费热点呈现渐次转移的态势。房爱卿等（2006）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消费政策和居民消费类型进行了归纳整理，将中国政府的消费政策划分为抑制消费、补偿消费、适度消费和鼓励消费四个阶段，并将城镇居民的消费类型划分为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三个阶段，将农村居民消费划分为生存型、发展型两个阶段，但未对各阶段变迁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说明。杭斌（2006）则对我国1978至2004年间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迁进行了详细描述，并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与1990年相比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田学斌（2007）也描述了我国家庭消费结构的变迁，并归结为制度变革的影响，将其划分为前改革、增量市场化、全面市场化三个阶段，但缺乏足够的实证证据支持。
由此，上述文献基本上都认识到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重大变迁，但均未能很好地分析和解释消费结构升级背后的原因。那么，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个直观的判断就是收入水平增加导致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而且这方面解释也得到一些学者研究的确认。孙凤（2002）通过分析全国不同地区间的消费结构差异证实了收入水平在决定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孙凤（2002）还讨论比较了LES模型（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和ELES模型（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并采用ELES模型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对城镇居民各分类商品消费的基本消费量进行了估计。LES模型和ELES模型考虑了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把居民的各项支出看作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行为，其中LES模型是英国经济学家Stone于1954年提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该系统将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区分为基本需求和超出基本需求之外的额外需求两部分。对第i类商品的基本需求可表示为
，其中
表示第i类商品的价格，
表示对其的基本需求量，而超额需求则与消费总支出和价格水平相关。在此基础上，Lluch对其进行扩展，提出了ELES系统：（1）以收入代替消费总支出；（2）以边际消费倾向代替边际预算比。与LES类似，ELES认为某类商品或劳务的消费需求可区分为基本需求和额外需求两部分，在一定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之下，消费者首先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然后对剩下的收入在各类商品劳务消费和储蓄间分配。
LES和ELE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消费结构的有效工具，不过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模型主要针对各分类的消费量进行分析，而消费结构分析需要更着重于消费支出比重的分析。同时，LES和ELES模型虽然考虑了支出水平（或收入水平）、价格水平对各分类商品消费的影响，但我们很难通过该模型分析价格水平对各分类商品消费的影响或判断其影响的显著性水平。而且根据经典的消费决定理论，决定居民消费的两个关键因素为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或者说收入水平的变化不能完全解释消费结构的变迁。由此，在考虑消费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价格因素的影响不能被忽略，至少不能事先排除这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统计数据往往无法剔出价格水平的影响，在考虑收入水平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价格水平变化在决定消费结构中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Deaton and Muellbauer（1980）提出的AIDS（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模型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AIDS的基本思路是在给定价格体系和一定效用水平下，消费者如何以最少的支出来达到已给定的效用水平，然后推导出分类商品的消费份额不仅受到支出水平的影响，也受到自身和其他分类商品价格水平的影响。藏旭恒和孙文祥（2003）采用ELES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收入水平、消费环境、工作方式等。周津春（2006）则采用AIDS模型对2004年陕西、山东、山西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调查数据考察了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各种因素，其中，地区差异是影响居民食物消费的因素，市场发育、家庭结构也会影响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
AIDS模型假定消费者行为满足PIGLOG（Price Independent Generalizes Log）偏好假说，即支出函数满足PIGLOG型函数：
四、计量模型估计与讨论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迁问题，我们采用《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1996年至2006年所提供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年鉴将城镇居民的消费品分为八类：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用品、交通和通讯工具、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居住和服务项目，并分省统计全国各地区不同类商品的价格水平和人均消费量。该数据为一个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因此，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技术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变迁进行分析。结合文献综述中的讨论，分析消费结构问题可采用LES、ELES模型或AIDS模型。前两种模型以每类商品的消费量为被解释变量，在实证应用中首先需要对每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进行估计，进而估算需求结构。AIDS模型则更为便捷，以每类商品的消费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直接分析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对消费结构变迁的影响。根据式（6），我们设定实证模型为：
（8）
其中k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i表示商品种类，S表示商品消费份额，P表示价格水平，V表示名义消费支出。
在具体回归分析时，考虑到制度因素可能导致分析结果有偏，我们采用年度哑变量对其进行控制。同时我们采用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FE）和方程组似不相关（SUR）两种设定，两种分析的结果高度一致。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表1中省略了年度哑变量的具体回归结果，同时仅列示SUR的回归结果①。另外，考虑到该面板数据的连续时间较长，数据时序上的稳定性可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对数据进行了面板协整检验，发现其协整是成立的，因此该分析不存在“伪回归”的担忧。
根据表1，我们发现随着实际消费支出的增加，食品、衣着消费比重显著下降，同时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和通讯工具、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居住、服务项目所占比重显著上升，存在明显的消费结构升级现象。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从1978年的343元上升到1996年的4839元，2006年则进一步上升到11759元，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33％和8.32％。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支出的增加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最主要动力，我们的推论得到证实：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食品类商品消费比重除了受到实际消费支出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家庭设备及用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显著为负，证明升级商品的价格水平会影响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另外，比较有趣的是：衣着类商品价格水平的上涨会导致食品类商品消费比重上涨，证明城镇居民衣着和食品消费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
而从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升对自身消费份额的影响来看，除衣着类商品外，并不存在显著的负价格效应（参见表中第二行开始的对角线上的系数），家庭设备及用品、居住两类的价格效应甚至显著为正，表明这两类商品的消费日趋成为一种刚性消费需求。特别地，食品价格上涨并不直接导致食品类消费比重的显著变化，这说明城镇居民倾向于采用降低消费数量（如减少肉、禽的消费）或改变消费模式（如采用在家用餐以降低食品消费支出）来应对食品价格上涨所造成的压力。不过这些应对方式可能仅在一定的波动幅度内有效，如果波动幅度过大，其波动将有可能对城镇居民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
另外，从八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交叉弹性来看，价格效应一般是单方面的，如家庭设备及用品的价格上升会使食品消费比重下降，但食品价格上升对家庭设备及用品的消费比重不存在显著影响。不过食品类和衣着类商品间存在对称的交叉正价格效应，证明两类商品的消费存在较大的关联性，且这种关联体现为一定的替代性。另外，消费组合“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用品”、“衣着—居住”、“医疗保健用品—服务项目”存在显著为负的交叉价格弹性，即一类商品价格的上升会促使城镇居民转而增加另外一类商品的消费份额，反之亦然。此外，居住价格波动对衣着存在显著的负价格效应，表明居住价格的上涨会挤出衣着的消费，而居住价格波动对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用品、交通和通讯工具、服务项目四类商品消费比重也存在显著影响，表明居住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和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容忽视。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食品和衣着价格的与居住支出份额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因此如果衣食价格上涨，虽然其自身作为基本消费品的刚性需求难以减少，但会迫使人们削减居住支出（主要是房租支出），因而使居住条件显著恶化、大大降低福利水平。显然，这一效应对恩格尔系数较高、衣食消费占比较高，同时又买不起房、主要靠租房度日的低收入群体影响尤为严重，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通货膨胀补贴政策时也应该注意到这方面的因素。
五、总结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存在明显的升级现象。我们利用1996—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证实了这个直观性的判断。在控制价格因素的情况下，实际消费支出的增加对粮食、衣着类商品的消费比重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而城镇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由实际可支配收入决定，因此，随着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上升，食品类商品的消费比重将显著下降。而考虑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对于低收入家庭，他们可能仍将其很大比重的消费支出用于食品等必需商品的消费上，从而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因此为升级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在提高整体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应考虑收入的分配结构。
同时，价格因素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所造成的影响不能忽略。根据我们的估计结果，在八类商品价格对各分类商品消费的影响中，有一半左右的影响是显著的。特别地，居住价格对衣着、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用品、交通和通讯工具、服务项目5类商品的消费比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食品和衣着价格与居住支出比重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衣食价格的上涨会迫使人们削减居住支出（主要是房租支出），因而使居住条件显著恶化并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福利水平，因此，居住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和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容忽视。政府等有关部门在制定通货膨胀补贴政策时也应该注意到这方面的因素。
不过，各类商品或服务的自身价格效应并不明显，除衣着类商品外，并不存在显著的负价格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食品价格变化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影响没有预期的严重，至少从1996至2006年的数据来看，食品价格水平变化对食品消费份额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即食品价格上升会在食品类商品内部进行消化，城镇居民倾向于通过减少消费数量或改变消费方式以维持食品类商品消费的整体份额不变。不过这种推断是在没有经历2007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面临2007年的大幅价格上涨，城镇居民是否对其进行有效的内部消化需要进一步的数据验证。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号07BJL0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70703006）、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2007BJL003）及“复旦大学教育部985项目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研究创新基地”国家子课题的资助。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