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人赵翼《论诗》里的这句论断可谓是准确无疑。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创造的每一次辉煌，都有能人志士在前领航。
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与”“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于临危之际受命，回国效力，使得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二十年，他与世长辞之后，葬礼上三军仪仗队为他抬棺，数万人送行。
钱学森
“让同胞过得有尊严”
“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55年，44岁的钱学森在离开美国之前留给了围追堵截他的记者们这样一句话。钱学森回国之后，的确言出必行，将自己的下半生全都奉献给了祖国，在他去世时，国家给予了他应得的荣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祖籍浙江杭州，处于江浙一带的钱氏家族是人才辈出的世家，最早可以上溯到钱家老祖吴越王钱镠。
近代钱家出了许多有名的大学者，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钱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猛将钱玄同，还有写下不朽经典《管锥编》的钱钟书。
而钱学森无疑也是钱氏家族最为亮眼的星星之一，他在国防科技领域的成就，多年以来几乎无人能够望其项背。钱学森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为国家作出巨大的贡献，与他的爱国之心分不开，与其父亲钱均夫对他的教导亦分不开。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钱均夫对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钱学森曾经说过，父亲是自己的第一位老师。钱均夫早年在上海和杭州两地接受过新式教育，后来又到日本留学，与鲁迅、经亨颐等人交情十分深厚。
钱均夫除了坚持学习第一是要确立志向的教育理念，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更加注重培养的是钱学森的爱国之心，教他担负起建设祖国未来的责任。
从中学的北师大附中，最后以高分考进国立交通大学，钱学森在这些顶尖的学校里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锻炼了自己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为之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32年钱学森还在交大学习时，他在《进修半月刊》上发表了《这是几句忍不住要说的话》一文，剖析了为何中国的学生学习“只知应付考试，不求书籍中的真意义。”还提出了自己“教学生总须先教目前实际的东西”这一教学观点。
这一观点与他后来主张和发展的技术科学思想一脉相承，亦成为了他创建科学思想的基础，可知，钱学森的大才在青年时期便锋芒毕露，所以钱均夫才会对他寄予厚望。
钱均夫1932年在浙江教育厅做的《御侮声中应具备之航空知识》振臂疾呼，国人“宜共起图之矣。”不仅自己呼吁，他也在注意培养钱学森学习航空航天知识，父亲算是钱学森踏进这个专业的最早的一位引路人。
1935年钱学森在战火中走出国门，为的便是学成之后踏上归家之路为国效力，所以他一刻也不敢懈怠，中国之所以会被帝国主义如此欺辱，他的同胞之所以饱受战火的折磨，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
1955年，在周总理的费力斡旋之下，美国终于松口让钱学森踏上回国的旅程。时年已经四十多岁的钱学森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的甲板上看着前方一望无际的大海，心中涌起万分豪情，他终于能够回到祖国了！
鞠躬尽瘁，国士无双
20世纪50年代，中苏双方不断开始出现矛盾和摩擦，关系与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盟友渐行渐远之时，毛主席的那句“枪杆子里出政权”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祖国需要更加强大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国防科技事业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1956年钱学森协助周总理、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研制机构——中国第五研究院，1956年出任院长，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甘曾经对他做出过极高的评价，说“中国的火箭事业始于钱学森”。
钱学森忙起事业来总是不眠不休，不知疲倦，为了让导弹精准发射，他带领的团队每天要面临巨大的数据计算，在那个年代，没有运算速度能达到12.54京次/秒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甚至连普通的电脑都没有，他们只能一遍又一遍在草稿纸上进行人工运算。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每一项奇迹都饱含着钱学森和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
钱学森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实现了在归国渡轮上对着大海许下的豪言壮志。1999年，钱学森被中央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对他的成就表示了高度的赞许和表彰。
钱学森历来有着十分健康的体魄，但是为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他中年时期常年奔波于艰苦的西北环境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也逐渐淡出了科研一线，但他仍然对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与人才培养事业给予着高度的关注。
钱学森从一线退下来之后，国防工委第七机械工业部前副部长李明实成为了他的继任，晚年时，钱学森常与他一起散步。据李明实回忆，钱老晚年有几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个是读报纸，一个就是听广播。
一次，钱学森因病住进了医院，他的秘书涂元季每天都会去看望他，尽管在医院，钱学森也保持着平常的生活习惯，下午三点会准时起床看当天的报纸，他从不看电视，儿子钱永刚说，这是在美国专心做学术时养成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那天涂元季和他说，前几天他看到一篇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文章，讲得很好，钱学森笑着纠正他，“不是一篇，是两篇，连载的。”涂元季感叹，钱老不管在什么方面依然都如从前一般严谨，思维的敏捷程度丝毫不逊当年。
钱学森在住院时也不改科学家的本色，他的主治医生赵聚春回忆，每一次开药，钱老都会把自己要吃的药所含有的成分了解得清清楚楚，吃药时会提醒照料他的人，到了什么点该吃什么药，该吃几颗。
而且钱学森每个月都会自己亲笔写纸条请医院为他补充一次药品，纸条中不仅详列药品名称，钱学森还会细心地附上药品的外包装，非常配合医生的工作，积极治疗，尽最大可能延长自己的生命，继续给国家做贡献。
但天不遂人愿，在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还是离开了我们。作为对祖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极其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葬礼享受着极高规格的待遇。
我国最重要的新闻网站之一，作为直接由党领导的中国国家通讯社，在钱学森离去的当天，新华社第一时间面向全国发表了讣告。
钱学森去世之后，家人们都遵从他的遗志，葬礼一切从简不要惊动国家，也不要劳烦人民。钱学森的灵堂设在航天大院的家中，那是一栋五十年代建的红砖老楼，钱学森家中的摆设亦很简单，除了书没有其他更加名贵的东西。
家人们在屋子里布置了一个简易的灵堂，钱学森的遗照挂在浅蓝色的布帘上，中间挂着一条横幅：“沉痛悼念钱学森同志”，没有加任何头衔，一如生前两袖清风不慕名利的钱老。
遗像的正下方摆着两个花圈，一个是儿女敬献，挽联上写着“爸爸，您永远活在我们心目”，另一个花圈是孙辈们敬献的，上面写着“爷爷我们永远想念您”。在遗体的前方摆放的是妻子蒋英敬献的花圈，挽联上写着“学森安心走好”。
中共中央决定，由隶属于北京卫戍部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仪仗队为钱学森抬棺，以示国家与人民对钱学森的深切悼念与尊敬。在去世之后获得三军仪仗队抬棺礼遇的科学家，钱学森是第一人。
11月初，钱学森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钱学森一生过得清简，不仅主动要求给自己减薪，从每月的450元减至331.5元，连稿费他都很少动用，总是将稿费毫不犹豫地捐出去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
国家领导人和中国航天界的知名专家纷纷前来吊唁，这些老科学家们，甚至还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前来，即使是这样，他们也要再见老同事钱学森一面，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群众们从各地赶来，手里都拿着洁白的菊花，人群中有满头华发的老人，亦有戴着眼镜的学生，钱学森在世之时对国家的教育事业十分关心，曾经作出过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直指我国高等教育院校存在的人才培养问题。
那一代的青年学子，对这位“两弹一星”奖章获得者有着无尽的崇拜与敬佩，听闻他离世，全都自发前来相送，一时之间，在钱学森的追悼会现场，竟聚集了近十万人。
在新闻报道发布的现场图片中，没有一个人不红着眼眶，他们或默默抹着眼泪，或望着钱学森遗棺的方向失声痛哭。
北京师范大学学子拉着带有学校师生签名的白底黑字横幅，上面写着“沉痛哀悼钱学森学长”，加州理工学院更是第一时间向我国发来了讣闻，讣闻中充满了对钱学森的尊敬与惋惜，北京百姓都自发买了花圈来送钱老最后一程。
在钱学森追悼会开放的几天中，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相送。
钱学森相濡以沫一生的爱侣蒋英更是憔悴不已，她身穿着一件黑色的绒衣，双手被子女搀扶着，心中之悲痛几欲让她无法站稳脚跟，蒋英与钱学森伉俪情深，钱学森的离去让蒋英深受打击。
蒋英和钱学森从小便认识，算得上是青梅竹马，钱蒋两家关系深厚，蒋英曾经被接到钱家当女儿，还取了个名字叫做钱学英。后来蒋英远赴德国学习古典音乐，钱学森前往美国进行深造，二人一别便是十多年。
但命运都是如此让人难以捉摸，十余年后再见面，两人依然互相吸引，最终走到了一起。钱学森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成就，离不开夫人蒋英对他的理解与支持。
蒋英和钱学森都是钟情于自己事业并且尊重对方事业的人。但是为了支持钱学森，蒋英心甘情愿离开了她心爱的舞台，退居二线到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和歌剧系任教，培养古典音乐人才，对于妻子为自己作出的牺牲，钱学森看在眼里，心中充满感谢与柔情。
家国难两全，虽然对妻子心怀愧疚，但是国家的事业更牵动钱学森的心，他常常出差，一去就是一两个月。
那时二人的孩子钱永刚还小，晚上睡觉天天哭着要找爸爸，蒋英没有办法，第二天起个大早到国防部五院问工作人员：“钱学森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
这是蒋英第一次如此着急，她不仅心疼孩子，她更心疼钱学森，他上次从家里出发的时候，只穿了一件短袖军长衬衣，马上就要入冬了，按照钱学森那个一工作起来就忘我的性子，蒋英生怕他身体出问题。
尽管这样，在钱学森回来之后蒋英也没有责备他，只是拿出了自己开演唱会时的唱片放给他听，钱学森在绘画、音乐等方面也很有造诣，他和蒋英是志趣相投的，每当这时候他都能从紧张的工作中放松下来。
蒋英和钱学森二人互相理解，互相扶持，一个在国防科技领域深耕，一个在古典音乐教学潜心钻研。
1999年纪念蒋英执教四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已经88岁的钱学森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席，他还特地写了书面发言稿，让女儿代为宣读，字里行间都充斥着他对蒋英的赞许和爱意。
熟悉钱学森的人都说，钱老晚年不寂寞，因为他身边有蒋英。钱学森的堂妹钱学敏回忆，有一次钱学森住院她前去探望，那时钱老的听力已经很差，要戴助听器才能听清楚，平常与他说话必须很大声，二人聊到下午三四点时，钱学森突然说，“蒋英来了。”
说话间蒋英果然推开了病房门，钱学敏还感到奇怪，自己都还未曾听到蒋英的动静，堂兄耳朵如此不灵了居然倒是先听到了。原来，蒋英已从医院电梯中下来，往病房走时他就听出来了，就像是有心理感应一般。
然而，这样一对璧人还是阴阳两隔了，葬礼现场，蒋英泣不成声，而天色渐渐阴了下来，初冬的风虽不至刺骨，却也让人感觉寒冷难耐，庄严肃穆的葬礼音乐响起，穿着笔挺军装的八位三军仪仗队战士将覆盖着火红党旗的棺椁扛在肩上，迈着正步缓缓向墓地走去。
群众们站在白线拉成的围栏线之外，大声呼喊着“钱老！一路走好！”“钱老！我们永远怀念您！”雾气迷蒙，仿佛上天也被这悲伤的气氛所感动。
钱学森走了，但他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为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留下了难以估量的宝贵的财富。
高山仰止的人民科学家
钱学森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极高的科学成就，他惟图国强，不为己荣的爱国情怀，高瞻远瞩，谋求创新的科学品质和以培养祖国下一代科技人才为己任的时代担当都是我们应当纪念和学习的精神丰碑。
放弃在美国的功名利禄毅然回国扎根祖国的大西北，这份魄力和胆识，这份对祖国和人民无尽的热爱与责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纵观中国古今伟人，在他们身上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舍己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钱学森做到了，无数在建设共和国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做到了，正是有他们的付出，才有今日中国的辉煌。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未来是属于下一代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钱学森的精神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于心，实践于行，为祖国创造下一个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