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虽然近代以来，孔子究竟是否编订、删述了《诗经》众说纷纭。但是根据上述两则《论语》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定至少在孔子生前，已经有了流传至今的《诗经》三百零五篇，并且得到了孔子的重视（至于《诗经》是否出于孔子之手，在没有新的文献材料现世之前恐怕难有定论）。毕竟除了用《诗经》教育学生之外，据《论语·季氏》的记载，孔子要求他的儿子孔鲤也要学习《诗经》。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之所以本文要在开头不厌其烦的列举《论语》原文，乃是旨在强调孔子极其重视《诗经》的教育意义，他将《诗经》作为教育材料，让学生们研究学习，我们可以将这种教育方式称为孔子的“诗教”。
那么，孔子的诗教，是想让学生能从《诗经》当中学到些什么呢？单纯是让学生们学习如何写诗吗？毕竟文学是孔门四科之一，孔子要求弟子们熟练掌握文献知识和文辞技巧。
亦或者说孔子是为了让学生们学会如何在外交场合运用诗歌作为外交辞令吗？毕竟在春秋时期，《诗经》中的诗歌具备外交辞令的作用。在外交场合，外交官们会背诵诗句互相唱和，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孔子也有不少弟子精通政事和言辞，孔子用《诗经》来对他们进行语言训练是很正常的。
在《论语》中记载了子夏与子贡两位弟子与孔子交流诗教的经历。其中子夏位列孔门“文学”科，精研各类文献经典，传承了孔子的经说，《礼》《诗》《易》《春秋》等多本儒经都经过他传承后在后世广为人知。而子贡则是孔门中的言辞大师，在孔子门人中以通达政事、商贾、外交著称，后来更是成为了鲁国与卫国的丞相。纵使他们在功业上十分了不起，却仍然向孔子求教诗学，可见这两位在文学与语言的成就与孔子的诗教不无关系。
但是考虑到孔子本人与后世儒学平素对各个弟子的评价，我们有理由对上述推论产生怀疑。因为在《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的批评过子贡。而孟子则评价子夏，则认为他“得圣人之一体”，并没有完全传承到孔子完整的思想。
孔子如此重视《诗经》，这说明他认为学习《诗经》对一个人的人格成长与未来成就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子夏与子贡二人，如此精通《诗经》，并以文献与语言著称于世，但却被认为在为人与为学上仍有不足，可见子夏与子游并没有领悟到孔子诗教的精髓。
因此，我们就只能判定，孔子诗教的真正精髓并不在于文献研究与外交辞令等工具性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