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跟着我走遍大千世界，让我独自去向他说吧。我们且去吧珠宝钱物收拾起来。我出走之后，他们肯定要追赶，我们该想出一个顶适当的时间和顶安全的方法来避过他们，现在我们是满心的欢畅，去寻找自由，不是流亡。”
这段话是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一幕的最后一句话，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陆钓雪认为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布鲁姆阅读西方正典、以及自己阅读布鲁姆的思考。
不同的读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与视角上，会与书籍碰撞出不一样的思维火花。布鲁姆自己就在序言中写道：“阅读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无论是认同也好，还是批判也罢，总归要以“理解”为第一要义。而这个尝试与作者对话的过程，就是以自身基因对文学进行解码重塑的过程。
“审美是一种美，但它不包括善。”文学鉴赏没有恒定死板的模板，就像没人能否认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反派角色的价值，不要绝对、坚持辩证，文学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践行自己的价值判断。
“布鲁姆的这部作品是一个挽歌，他认为人们正处于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
布鲁姆认为，文学研究已经被文化批判所取代了。欣赏文学的依据从主观价值判断，逐渐走向政治化和历史化，文学本身的意义被挤到角落。“下载或者死亡”，科技的快速更迭某种程度上削减了阅读的深刻性，这些变革更加引起了布鲁姆对经典作家们的怀念。
根据维基百科新科学的分法，布鲁姆列出了“贵族时代、民主时代、混乱时代”三大板块，选择了26位核心的经典作家。在底蕴深厚的西方文学界里，显然不止这26位作者能被编入这份榜单。布鲁姆为何单单选择他们几位？陆钓雪老师认为，布鲁姆把他们当成民主经典的象征，视为剧作、小说、散文等体裁的符号。
人类实在是太厌恶千篇一律的刻板生活了，因此需要陌生感来补充新鲜。陌生性可以姑且分成两种：一种是但丁式，读者始终无法与内容感同身受；一种是莎士比亚式，任何人都能与叙述产生共鸣。站在文学角度，便是初读不觉惊艳，一与其他内容对比又恍然察觉其难得之处，这不是反映生活、更不是超越生活，这就是生活。这才称得上是文学经典。
“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使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我们对自己太过熟悉了。熟悉到不能够反思和认识真正的自己，也无法进一步探求更深层的自我。在阅读中跨越时空设下的障碍，在沟通中重新审视自己、找回自己，就是阅读经典于我们大部分人的意义。读文学经典，也是向死而生。
陆钓雪老师强调，读经典要“既博也精”。倘若你热爱西方文学，这26位作家想必多多少少都接触过。那么，在布鲁姆有限的篇幅中，我们又能窥见何种模样的西方经典面貌呢？
但丁
正是这种强烈的自我创造氛围，以及超乎寻常的想象力，铸就了但丁身上的陌生性。《神曲》是莎士比亚唯一的对手。在布鲁姆这里，经典的绝对中心毋庸置疑归属莎士比亚，而经典的次中心则是兼具“现代性和中世纪性”的但丁。
《圣经》是前一部经典，而但丁相信自己创作的就是后一部经典。没有作家会断然相信，自己所写即为真理，除了旧约的作者、新约的作者和但丁。
乔叟
乔叟的气质和但丁完全不同。有趣的是，男性作家总是塑造出生动的女性形象——乔叟创造了巴思妇人，但丁创造了贝亚特丽丝。乔叟笔下的巴思妇人不是贝亚特丽丝，既不崇高，也不善良，乔叟将附着在人灵魂深处的思绪刻画于人物外在形象之上。
塞万提斯
陆钓雪老师说：“包括布鲁姆。包括我，我们都是一边笑着读《堂吉诃德》，一边哭着读《堂吉诃德》。”考过研的朋友应该对一道题非常熟悉，那就是比较《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思考的太深，以至于他知道无论怎么做都没有意义。而读《堂吉诃德》，可以用喜剧的方式来看待这种搞笑的理想主义，也可以用悲剧的方式来品其中的悲观理想主义。
“喜剧，首先是一种悲剧。”
文字记录现实，文字讲述真理，文字承载道德，故事在这种意义上走向终结，给我们留下一种文学报告式的体验。那它还能给我们什么呢？塞万提斯是以又嘲讽、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人事物，短暂的闹剧不是喜剧，只有领略了悲剧层面上的喜剧，才能成为喜剧。
蒙田和莫里哀
蒙田，他可能就是现代怀疑主义的开创人。蒙田的怀疑主义也深深影响了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反映了蒙田怀疑主义式的哲学。
莫里哀的文学，大家最清楚的也许是《伪君子》，但《恨世者》中的阿尔塞斯特也是非常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其他作家对这部作品既爱又恨的态度，就是文学人性观贯穿的产物。
弥尔顿
弥尔顿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想必就是《失乐园》，其中最有名的形象一定是撒旦，而不是上帝。弥尔顿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不由自主处在莎士比亚影响之下，“他的撒旦糅合了伊阿古的本体论虚无主义和麦克白的先期幻想，再加上哈姆雷特对妄言的一个蔑视”。
萨缪尔·约翰逊博士
萨缪尔·约翰逊博士，是布鲁姆认为最伟大的批评家。文学理论如果足够伟大，那也可以被视作“文学的文学”，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萨缪尔·约翰逊博士，也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布鲁姆。在这么一种文学中，我们体会到所有文学想要传达的、蕴含的文学性，并把这种支持转化为直觉的力量。
歌德
歌德可以称得上是德国最伟大的作家，《浮士德·第二部》就是一部反经典的诗篇。他的文学是一个宏观的集大成者，真正体现了《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这本书的思想，这也开创了黑格尔等人的德国哲学对希腊的认同。
华兹华斯与简·奥斯汀
布鲁姆认同女性作家的价值，认为她们也能触及文学的顶峰。比如简·奥斯汀，他将简·奥斯汀与华兹华斯放在一起，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英国浪漫派，以及之后英国现代的抒情诗、小说传统和叙事传统。小说代替了诗歌，成为民主时代精神的文学精神的体现。
“所有文学在所有时代都有其文学体裁，但一个时代只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体裁。”
小说在《堂吉诃德》之后成为经典，在19世纪的英国成为了集大成者，以简·奥斯汀、狄更斯等人为代表，其代表者受到了莎士比亚的影响。文学、历史、哲学，不能可彻底分离。
沃尔特·惠特曼
陆钓雪老师分享了一段评价布鲁姆的豆瓣短评：布鲁姆眼睛上就两片叶子，一片是惠特曼、一片是莎士比亚，这两片叶子遮挡了他读其他作家。惠特曼在布鲁姆这里，是美国作家的第一代表人物，这纵然有文学性的夸张，但他确实也是美国经典的核心。
艾米莉·狄金森
艾米莉·狄金森是《西方正典》中的第二位女作家，可以说是布鲁姆心中最伟大的女性作家。艾米莉·狄金森不是一个哲学家，但她的思想非常有深度，她具有一种认识的原创性。
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繁杂的多元主义认知方式，但当尝试把它们一一罗列出来后，会发现，自己只有形式上的自由，但精神上的自由又有多少呢？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尤其是面对比我们更伟大的文学作品时。
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
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是一篇把道德和审美结合起来的小说，我们读文学首先不是为了道德，而是为了审美，这种审美不是简单的精神麻痹，而是对人生的超越性理解。伦理学当然可以谈论道德，如果一篇小说有审美也有道德，那这就是乔治·艾略特式的小说水准；如果有道德但没有审美，我们当然也会读，只是不作为文学来欣赏；如果它有审美而没有道德，这就是另一种层次。我们要像吃美食、品美酒一样，分层去体会其中的韵味。
但不要在还没有读作品的时候，戴着有色眼镜先入为主对作品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将是毫无意义的批判，读者也永远无法理解书籍乃至作者。如果坚持这样做，如此的人云亦云的人生，未免缺少了文学性和思想性。
托尔斯泰
“小说是什么？托尔斯泰就是小说。”
读托尔斯泰，我们要尝试去体会上面所形容到的独特意味。比如在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许多读者会站在“正义”的一方来谴责安娜，这样并非不可，只是或许会妨碍读者理解文学的价值；再比如有人质疑《复活》的长篇说教使它脱离了小说的本意。但经典作家创造了小说，他们才是小说，我们不能简单以现代肤浅的小说观来评价他们。
易卜生
在易卜生这一部分，布鲁姆强调了《彼尔·京特》这本书，而不是我们惯常熟知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国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常常摒弃原著以人名为标题的做法，以概括性的短语取而代之，但要注意，个人性是我们理解文学的一个重要指标。
“若要以文学性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那我们最好以莎士比亚的立场去读弗洛伊德，而不是以弗洛伊德式的方式来读莎士比亚。”
弗洛伊德是布鲁姆在混乱时代提到的第一位作家。从莎士比亚的角度来读弗洛伊德，我们能获得莫大的乐趣，因为莎士比亚包括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凸显了莎士比亚的一个角度，正如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自己。
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是陆钓雪老师“最喜爱”的小说家。布鲁姆专门讲述普鲁斯特的“性嫉妒”，并认为《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是最当之无愧的现代多元主义者，它跨越了东西方经典的某些分界线。如果说我们的时代和他的时代一样，都是大混乱时代的话，那这也许很好传达了我们所有的情愫。
“我在阅读莎士比亚的过程中观察到了人性，也就是文学的底线，同时观察到他们突破了文学的底线；而在普鲁斯特这里，我似乎找到了我自己。”
唯一能够跟普鲁斯特媲美的长篇小说家，就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斯蒂芬提出了一个灵魂发问：如果只能带一本书去荒岛，你会带哪一本？“这就是文学之争、经典之争，你可能会想带一本能给自己提供一辈子营养的书吧”，陆钓雪老师说。
伍尔夫
这篇的主题叫做“女性主义作为对阅读的爱”，布鲁姆直接回应了自己对女性主义的看法。伍尔夫的《奥兰多》里面说，奥兰多是一个饱尝酷爱文学之苦的贵族，那我们都是饱受酷爱文学之苦的平民吗？这其实是一个灵魂追问。
伍尔夫的《普通读者》，就是布鲁姆所呼吁的读者。“谁读书又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不管这目的多么可取，我们的某些追求，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美妙和乐趣吗？”
卡夫卡
卡夫卡所谓“经典性忍耐”传达的是一种犹太特性。我们当然没有犹太特性，但是我们的特异性也是不可同化的。那么在这种不可同化中，卡夫卡给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他的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格言。同样，如果我们只阅读公众号、朋友圈和微博，那岂不是成了一个格言时代，这便象征了写作和阅读的堕落。
博尔赫斯、聂鲁达和佩索阿
像博尔赫斯、聂鲁达和佩索阿，他们传达了一种人类的特性，也传达了一种美洲的特性，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特性。如果有足够的时代背景来支撑，文学作品可以传递与表达所处环境、政治体制的“特性”，而不仅仅局限于“特色”。
莎士比亚
在前面的分析中，莎士比亚常常作为标杆的存在而出现。莎士比亚是西方文学的经典中心，或者说是西方思想的中心，布鲁姆毫无疑问确定了这一点。
“宏大的经典作品，能够跳出原本形态的桎梏，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
但丁是“诗人的诗人”，莎士比亚是“人民的诗人”，“人民的诗人”包括“诗人的诗人”，因为诗人也是人民中的一分子。莎士比亚剧作的普遍性，已经超越了翻译。
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作为西方文学经典绝对中心的莎士比亚，没有呈现出任何个性。也许是因为他出奇的孤僻吗？也许是因为他出奇的社交能力吗？但丁、弥尔顿、托尔斯泰等作家生动立体，而位于中心的莎士比亚，看起来没有自我意识，也不会咄咄逼人。他笔下可以是任何人，有你、有我。
莎士比亚洞察力超群出众、思想深刻，吸引力无人可比，把握语言的能力驾轻就熟，远胜过包括但丁在内的所有人，生来就是文学之子。
当然也有人谴责莎士比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谴责《李尔王》，但这却成了一个可悲的反讽，因为托尔斯泰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不知不觉成为了李尔王。
那文学的特性到底是什么？文学诚挚性。
“诚挚不是通往真实的必然之路，想象性文学处于真理和意义之间，我曾把这一交会点比作古代诺斯替教徒所说的‘虚空’，如布莱克所写，这是我们在其中徜徉和哭泣的宇宙虚空。”
这里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冉冉升起的日不落帝国、气势恢宏的文艺复兴，即使时代条件看起来如此得天独厚，它们也不是铸就如此伟人的决定因素。但莎士比亚可以解释它们，解释那个年代的氛围、精神、以及人民对过去和未来的展望。
经典性或者说文学性，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创造的火焰，这种火焰烧毁了一切语境。它让读者摆脱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让愿意去阅读文学作品的人，能够获得不一样的、更好的东西。
前面已经提到过，布鲁姆呼吁的是一种“普通读者”。这类读者既不是为了轻松愉快而阅读，也不是为了消除社会的罪孽而阅读，是为了扩展其孤独的生存而阅读。有人为了功利目的来读书，有人过度理想主义的去读书，这两种方式都称不上恰当。
布鲁姆看上去或许倾向于后者，但其实正相反，布鲁姆不推崇、甚至反感后者。过度理想主义的读者，不能真正理解文学，只能在疯魔汇总走向毁灭。疯魔不是痴狂，疯魔不是健康的爱。健康的爱应该是在健康的前提下，体验到了黑暗的、极端的、痛苦的东西。
“在咀嚼了人生的一切东西后，把它变成了文学、或者说把这种文学吸收进去，并领悟到了内涵，才是阅读真正的职责。”
我们在生活中不断遭受流亡，但是我们读文学不是逃避、不是流亡，而是去寻找自由。书是永远也读不完的，但起码，我们尽量让每一本被自己读过的书，都能够产生精神上或实际上的意义，让这段跨越时空的对话，有了留档回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