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网上时常有人把某些敏感人物的一些作品斥之为“伤痕文学”，写得人多了，评得人多了，赞同的人多了，几乎出现了带节奏、一面倒的状况，似乎只要与歌颂有段距离的，抨击批评意味稍许浓一些的便是伤痕文学，以至于“伤痕文学”成了一个框，只要看不顺眼的就往里装。更有甚者，有的把近些年发表的小说、文章，也给戴上一顶“伤痕文学”的帽子。对此，大有商榷之处。
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起源于刘心武1977年在第11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得名于卢新华1978年8月1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
伤痕文学的作用与意义在于揭露和批判了十年文革造成的危害，特别是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混乱。像《班主任》中塑造了的两个中学生，一个是受极左思潮影响很深，时时处处以“左”划线的团支书谢惠敏；一个是刚从公安局拘留所出来的文盲加流氓的宋宝琦。作品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作者塑造出了谢惠敏的形象，叫人们从她身上看到生活中那些尚不被人注意的内伤和潜伏者的危机，从而唤起社会疗救的注意。
作者通过这两个中学生的典型，揭示了文革的危害性及后遗症，提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这在当时确实是震聋发聩，意义深远的。就是几十年过去的今天，有些人还始终以极左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事物，其实就是谢惠敏式的人物再现；社会上常有被人们诟病的坏人变老了的现象，其实就是宋宝琦式的人物翻版，可见文革遗毒的深广与严重。
二. 伤痕文学功不可没
勿庸讳言，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受文革噤若寒蝉桎梏的影响，伤痕文学的出现，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声呐喊，对解放被禁锢了多年的思想起到积极的先导、启示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反响，《班主任》《伤痕》等作品给人们带来启示与影响，人们开始对文革予以反思。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否定文革作出了科学且全面的评价，无疑是对同时期的伤痕文学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这也是伤痕文学存在的积极意义和时代作用之所在。因此，切不可把特定的伤痕文学异化、污名化，更不该将伤痕文学视之为文学中的万恶之源，批判之的。
9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文学的禁区逐渐打开，创作题材不断拓展，各种流派的产生，伤痕文学日渐式微，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当代文学作品长廊中留下了应有的一席，居功至伟。
有些人把莫言、方方的作品斥之为伤痕文学，也是不着边际，乱点鸳鸯谱。莫言、方方与刘心武、卢新华等伤痕文学作家大致同处一个时代，他们也是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在文坛上展露头角的，也曾写过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可是他们并没有在伤痕文学中留下痕迹，这不是他们的荣光，而应是他们的缺憾。至于后期的作品也纳入不到伤痕文学的范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过了这个村便没有那个店了。
现在网上常见有人评点莫言、方方的作品，这尽可以秉书直言，可褒可贬，笔者也曾写有几篇评论莫言的批评性文章，但切不要把它与伤痕文学挂起钩来，以免玷污了伤痕文学的名声。
伤痕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早已为自己划下了一个有份量有意义的句号，它与后来的一些作品既没有一致性相似性，也没有庚续性传承性。说得直白一点，伤痕文学无力观照90年代的作品，更无力观照00后、10后乃至20后的任何文学作品。这如同唐诗、宋词各领风骚几百年，今人纵有逆天之才华、唐诗之雄浑、宋词之清雅，也无法, 也没必要硬将它归入唐诗宋词之列。既然如此，又何苦非得抬出伤痕文学来定性呢？更何况伤痕文学的准确概念与定义，与一些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在时空上明显的不在一个刻度和纬度，甚至有南辕北辙之嫌，那又何必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呢？
总之，还是公正、客观、准确地认识伤痕文学，还伤痕文学的本来面貌，切不可将其污名化。毕竟，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